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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工資於五月一日正式實施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以工會領袖的口脗說，社會上種種矛盾紛亂，不過是「嬰兒出牙仔的陣痛」，等到牙仔出齊，問題便會迎刃而解。張建宗如此樂觀淡定，若非官腔安撫，便是超乎現實，過分天真。很坦白說，我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，只擔心陣痛之後，是漫長持續的痛苦，一大堆後遺症將逐漸浮現。

新法例規定最低時薪為二十八元，這在普遍實行時薪制的歐美社會，問題不會很大，但在慣用月薪制的香港，便出現尖銳爭拗。當初商界接受時薪二十八元，前提是不計休息日與飯鐘，因而推算出月薪約七千元，仍可勉強負擔。但這個計算方法，如今卻被扭曲，工會和政黨大石壓死蟹，硬要僱主將休息日與飯鐘計算在內，否則便是「無良」，政府則態度含糊，模稜兩可，不願清楚界定，只呼籲僱主「憑良心辦事」，實質是陷他們於不義。

原定的遊戲規則忽然改變，結果是，僱主為了應付比預期大的成本壓力，不得不削減更多人手。最低工資委員會曾估計，如把休息日定為有薪，最低時薪實際上將增至三十二元，企業為了抵銷成本上升，要砍掉七萬個職位；如休息日和飯鐘都可支薪水，最低時薪就更增至近三十六元，流失的職位將逾八萬。

政客、工會和官員都滿口好話，只展示美好圖像，迴避最低工資帶來的種種現實問題。一大堆後遺症，將由廣大市民承受。

由於時薪計算複雜，勞資雙方勢必出現無休止的爭拗。香港行業眾多，因應不同性質，運作方式各異，長期以來衍生出五花八門的計算薪酬方法，具有很大彈性和可議性，但最低工資把沿用多時的共識和慣例打散，複雜的爭議衝突由此衍生，不同行業的勞資關係，將處於長期緊張狀態，所謂互諒互讓，談何容易。

面對這局面，大集團應付難題的能力較強，例如可添置自動化設備、調整人力結構和租金，以減低成本，但小企業向來只靠聘用低薪員工以賺取蠅頭小利，在工資驟增下，部分小老闆將難以支撐，索性結業變回打工仔，或者縮減規模，辭退大部分夥計以求存。

香港小企業數以萬計，這些「細胞」萎縮後，將出現兩個後果：一是大批低條件僱員被裁，以後再難找到工作，最終淪為綜援戶；二是大集團更加壟斷，進一步搶佔市場，成為最大得益者。激進派口口聲聲反對「財團霸權」，但他們大力推動最低工資，其實幫了大集團「大吃小」，實在十分諷刺。

今次變革也給僱用方式帶來巨大衝擊，最可能出現的，是很多人將由全職長工，變為只領時薪的散工，或轉為自僱的「個體戶」，按提供服務多少賺取收入。這些僱員過往薪酬雖然不高，但享有全職的保障，如今只會更加辛苦，收入也變得不穩定。

除了僱員因加得減，其他小市民也將要承受最低工資所增加的成本。港大社工及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預測，許多小店將於一兩年後結業，給基層提供的低廉膳食和貨品將減少，小市民生活開支隨之增加，過往花十元八塊過活的日子將不復見。此外，由於大廈保安、清潔員工薪金上升，估計大型屋苑的管理費將增加百分之五至一成，而單幢樓的管理費更將上升一成至三成，令千萬小業主負擔加重，他們絕非富有人家，大多數與「無產階級」無別，要他們平白百上加斤，實在苦不堪言。

對於最低工資帶來的影響，政客、工會領袖和部分官員都滿口好話，只展示美好圖像，迴避種種現實問題。他們在這「歷史性變革」中攞了彩，成了工人救星，卻留下了一大堆後遺症，長期挫傷經濟，撕裂社會，激化矛盾，給香港造成深遠遺害，最終將由我們的下一代承受。

最低工資對經濟的衝擊，估計一兩年才完全浮現，只希望政府往後做好「球證」，操控好軚盤，防止問題進一步惡化。